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得獎簡評：

簡旭伸副教授目前任教於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曾於2010年獲國科會吳大猷獎。簡博士送審的三篇文章主題有高度相關，主要為他所進行中國大陸在後毛澤東（post-Mao）時期，在中央─地方的治理研究，提供了有關地方決策制定的過程與機制的重要資訊。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歷了快速的都市化與經濟成長，其政治經濟背景、改革、與地方的開放和西方社會的東歐與俄羅斯差異很大，也因此中國大陸的地方政治經濟的改革與開放成為一獨特且具高度的研究性。雖然現階段已有許多大陸經濟與社會改革的都市及區域研究，但在地方的治理與政策制定的研究相對較少。

簡博士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藉由理論架構的建立、機制的探討、以及透過個案研究方式，對中國在政策制定的創新性，做了深入的理解。簡博士由全球產業再結構（glob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以及治理的觀點，對台商在大陸昆山地區的投資有深入的探討。他所提出的「不對稱地方分權」（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制訂機制，均為他對中國地方政府研究的主要貢獻。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簡旭伸副教授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全球化下的中國地方治理運作機制。在全球化浪潮下強調競爭，連地方政府也無法避免的也要彼此競爭。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突發的中國，其關鍵轉型動力確實生龍活虎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我進一步追問，為何一黨獨大的中國，地方官員有如此高的積極性彼此競爭，又其後果為何?

我的政治經濟學取徑，提醒我爬梳地方分權概念時，需要細緻化討論 “政治”，以及 “經濟” 兩種面向，這樣就有四個象限 (1) 分別是政治與經濟都分權如美國德國， (2) 政治與經濟都中央集權，如柴契爾下英國；(3) 縣市長透過選舉，但經濟發展權力與資源又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那就是解嚴後的台灣；(4) 最後，地方首長均是由上級黨部指派，與經濟分權在地方政府手上，也就是1978年之後的中國，也就是我說的不對稱地方分權。

所以同樣是經濟地方分權，會出現兩種問責體制。一是向下問責的機制如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選民最主要可以透過選舉，迫使官員必須在施政時回應在地需求。二是向上問責，中國共產黨，對其各級幹部有其絕對人事權，在年初進行發展指標協商，從GDP，到計畫生育，甚至到維穩等，簽訂任務同意書，然後於每年年末進行現在或過去同級幹部的競爭比較之考核審評，幾年下來決定升官或貶官，形成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非常不一樣 “向上問責” 制。

這種向上問責制，公民團體與獨立媒體等社會空間，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威權掌控被選擇性的高度壓制。也因此，地方官員為求在彼此競爭中表現可以脫穎而出，當然不惜有恃無恐打擦邊球；中國共產黨中央並非對無法無天的地方官員束手無策，因為在必要時選擇性祭出人事權讓特定官員下台，這說明中央還是占上風。我提供這 “不對稱分權” 與 “向上問責”的理論框架，一定程度可以用以分析一黨獨大的中國地方治理新象與亂象。例如從在各地方政府良性競爭如簡化行政招商程序，但也有許多惡性競爭為求經濟成長而汙染環境與壓榨勞工。現在勉強開始牛步緩慢朝向社會與環境發展進行點滴調整，與其說是地方壓力，還不如說是回應中央一再透過指標誘導地方政府行為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