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院電子報 No.34

文/ 心理學系姚開屏教授

惡性腫瘤(癌症)自民國71年起已連續35年高居國人死因首位，其死亡率遠高於排名第二的心臟疾病 (203.1 vs. 88.5/每十萬人口)，可見惡性腫瘤早已成為國人健康的最大威脅因素。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癌症登記年報，圖一顯示近幾年初次診斷為癌症的人數是持續地增加(藍色長條)；而根據死亡統計，每年死於惡性腫瘤的人數雖緩慢上升 (綠色長條)，但占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比已開始趨於平緩甚至下降(紅色字體)。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目前許多癌症能已能如同慢性病一樣獲得很好的治療與控制，也因此癌症生存者(cancer survivals)的人數近些年快速地上升。

[圖一]

目前對於癌症倖存者的健康照護、生活品質之探討雖然受到重視，但癌症相關的研究仍然偏重在針對疾病的診斷、治療、預防之基礎研究，對於造成癌症倖存者的心理社會因素及如何適應疾病預後的模式仍然不足。過去在癌症患者社會心理方面之研究多半聚焦在癌症的負向影響，如:情緒困擾、焦慮、認知問題、因應之挑戰、社會關係的困難等，然而近幾年也開始重視到正向的影響，如: 較多的感恩、人生優先權的改變、更親密的關係、靈性成長等。這趨勢正符合了近二十年在醫療界重視「生活品質」，以及在心理學界重視「快樂」、「幸福感」、「創傷復原力」的研究，就是心理學界所稱的「第四次改革運動」或「正向心理學」運動，「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此詞是由 Seligman與Csikszentmihalyi 於2000年提出，這個理論有別於傳統的理論。傳統的理論是以疾病模式（disease model）來看待人類的功能，著重於心理病理以及強調如何修補傷害，而忽略個體自我的實現與社會的成長，也幾乎沒有注意到建立長處（strength）本身足以累積治療的過程中最強而有力的利器，因此研究的重點會放在憂鬱、焦慮、無望等負向議題，少有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優勢面上。Seligman 也提到過去的心理學偏重於心理與精神疾病，而忽略了生命的快樂與意義的追尋。過去的心理學取向從負面、病理的角度來了解人類的心理活動，這種思維模式極易落入缺陷心理學（deficit psychology）或是醫療模式。Seligman與Csikszentmihalyi指出過去以醫療模式主宰的研究取向，往往缺乏使人類過得有意義及有價值的正向特徵。正向心理學乃是強調「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如果平常能培養個人的長處與美德，則較能讓個體免於負向事件的干擾或影響，當遭逢低潮時，也較容易從困境中脫困。

去年八月，我趁著去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醫療社會科學系(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al Sciences,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進行短期訪問研究的機會，與該系的研究者合作進行了一個探討癌症倖存者在社會心理方面衝擊(psychosocial impact)的研究，這個研究同時考量了癌症對正向及負向社會心理方面的影響。我們經過幾個回合的問卷題目與量尺設計、施測、篩選題目等過程，最後發展了正、負向社會心理的題目。這個問卷正、負向度裡面皆包含了四個次向度: 自我概念(Self-Concept，SC)、社交影響(Social Impact，SI)、壓力反應(Stress Response，SR)、與靈性(Spirituality，SP)，一共有正向46題及負向40題 (見圖二)。各題採用五點反應量尺的形式，分數越大表示正或負向影響越大。而後詢問來自全美國三個癌症登記單位之倖存者(n=509)，他們在疾病診斷之前(回憶)，以及診斷之後(目前)的情形。我們對於疾病衝擊(illness impact)的定義是癌症診斷後與診斷前得分之差異。

[圖二]

圖三、圖四呈現正、負向疾病衝擊的效果量(effect size)及部分效果量較大的題目內容。對正向題目而言，負值效果量代表較差的衝擊；對負向題目，負值效果量量代表較好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