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心理學系陳品豪助理教授

『醫生本身就是一個有效的治療藥劑』這是1938年Dr. Houston 所提出的想法。這其實不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想法，譬如最近大家常常在談的COVID-19疫苗效果，在新聞中常常聽到XX疫苗解盲後的效果高達九成等等。這裡的「盲」指的是必須透過雙盲(double-blind)測試後才能得知的疫苗效果，而雙盲測試指的是受試者(病患)以及給藥物者(醫生)在測試過程中都不知道他們接種或是施打的是疫苗還是安慰劑。原因就在於病患或是醫生對於疫苗療效的預期能造成明顯的安慰劑效果，也就是醫病關係中雙方的預期本身就能具有改善症狀的功能。為了知道疫苗是不是真的有藥理上的作用，運用雙盲測試是能夠證明疫苗效果比單純安慰劑效果還要來得更好的標準流程。

在治療關係中，對於被治療者的安慰劑效果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證據。但相對於被治療者的安慰劑效果，由提供治療者所造成的安慰劑效果研究卻相對的少。那為什麼這個部分是重要的呢？根據幾篇回顧性論文的發現指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心理治療療效是跟醫病關係的好壞、被治療者對提供治療者的預期、提供治療者對被治療者的預期以及雙方對治療本身的預期。因此除了針對被治療者的預期來進行研究，對於了解「提供治療者的預期」如何影響被治療者的安慰劑效果，進而對被治療者的症狀產生改善，是本研究的重點。

本研究是以擬真醫療情境做為實驗情境，招募194位大學生作為受試者，每兩位受試者成為一組，其中一人作為醫生，另一人作為病患。在進行實驗前，這兩位受試者都要換上與角色相對應的服裝。實驗的流程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醫生信念形塑階段」，第二部分為「信念轉移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實驗者首先只請扮演醫生的受試者進到實驗場域中。然後告訴醫生接下來會體驗到兩種不同的膏劑，其中一種膏劑叫Thermedol (以下簡稱T藥膏)，敷在皮膚上會阻擋皮膚的痛覺受器，因此受到痛覺刺激時會顯著的減緩疼痛感。而另一種膏劑只是普通的凡士林，因此敷在皮膚上，若受到痛覺刺激時是無法緩解任何的疼痛感。但事實上這兩者膏劑都是凡士林，對於疼痛感是沒有任何減緩效果的。實驗者接下來告訴醫生，因為等一下醫生要對病患獨立進行這兩種膏劑的測試，所以醫生要先自身體驗測試的流程。接下來的部分，醫生將依序被塗抹T藥膏及凡士林在手臂上，然後體驗哪種藥膏對於減緩自身的熱疼痛比較有效。於此同時，實驗者將對醫生的測試進行操弄，但醫生在實驗結束前並不會知道這部分的操弄。實驗者將T藥膏塗抹在手臂上時所配對的熱刺激為攝氏43度，而凡士林塗抹在手臂上時所配對的熱刺激為攝氏47度，因此當然配對溫度低的T藥膏感覺起來就比配對溫度高的凡士林來的「不痛」。這樣的操弄也反應於實驗的結果中，醫生報告T藥膏能顯著的減緩疼痛，同時他們也相信T藥膏真的比凡士林來的有效(圖一A)。因此第一階段，我們成功形塑醫生對T藥膏的信念，接下來要測試醫生對T藥膏的信念能否經由與病患的社會互動轉移到病患上。

當第一階段完成後，在第二階段的「信念轉移階段」中，實驗者會請病患進到實驗場域內與醫生開始進行互動。這階段與第一階段最大的不同有以下幾個，第一、當病患還未進來前，實驗者叮囑醫生不可將哪一個藥劑是T藥膏告訴病患，因為實驗者想要知道病患對藥劑的真實反應。第二、與第一階段中對兩個膏劑配對的溫度操弄不同，在本階段中實驗者配對T藥膏及凡士林的溫度皆為攝氏47度，沒有任何差別。因為若配對的溫度是相同的，若沒有醫生的信念影響，病患對於這兩種膏劑的感覺應該要是一致的，因為物理上的刺激是相同的。反之，病患若受到醫生的信念影響，他們才會報告對兩種膏劑的感覺是不同的。在本階段的實驗結果中顯示，病患的報告與醫生在第一階段中的報告一致，都覺得T藥膏比凡士林更能顯著的減緩疼痛(圖一B)。即使兩者的內含物都是凡士林，並且配對的溫度都是一樣的！同時，病患也報告他們增加對T藥膏是有效的信念，與醫生呈現一致的信念與報告。

經過第一及第二階段，我們發現醫生的信念能透過與病患的互動來影響病患的信念以及疼痛反應。但會不會這些病患只是口頭上說一說而已，事實上卻對者兩種藥膏沒有任何行為或是生理反應上的差異呢？我們在這個實驗中同時紀錄了受試者在接受熱痛覺刺激時的膚電反應以及臉部表情反應。利用這兩者的測量就有辦法回答上述的這個問題。我們發現，病患在接受凡士林的膚電反應明顯比接受T藥膏時來的反應強烈(圖二A)，顯示病患的報告並不只是單純嘴上說說而已，是真實有痛覺反應上的不同。另外，我們也利用臉部表情反應的資料並採用機器學習的方式來建立痛覺的臉部表情模型。利用此一痛覺臉部模型，我們發現病患在接受凡士林時的臉部表情比接受T藥膏時顯示出更多的疼痛反應(圖二B)。

以上的結果在在顯示醫生的信念能透過與病患的互動來影響病患的信念以及疼痛反應，而這些影響不只反應在口頭報告上，同時亦反應在生理及臉部表情反應上。但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我們還未回答到，那就是「醫生如何在社會互動中透露出何為T藥膏？」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利用機器學習建立的痛覺臉部表情模型就再度派上用場了。我們發現在「信念轉移階段」中，醫生本身沒有在被測試膏劑時，而是在給病患做測試時。當醫生知道凡士林是在病患手臂上時，醫生顯示出比T藥膏在病患手臂上時更多的痛覺反應(圖二B(3))！也就是即使這是醫生被告知不能說的信念，但醫生會將這信念寫在他們的臉上，而病患也能察覺出醫生在塗某這兩種膏劑態度上明顯的不同。

透過這個研究，我們發現醫生的信念確實能透過與病患的互動來影響病患的信念以及疼痛反應，而這些影響不只反應在病患口頭報告的痛覺反應，也反應在生理反應以及臉部表情反應上。同時，非語言的行為，如臉部表情以及肢體語言，其實是能做為傳遞信念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透過機器學習的方式，研究者開始能夠有機會去用量化的方式來驗證這些複雜的非語言行為如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情緒、想法以及行為。最後也希望這個「社會互動傳遞的安慰劑效果」研究能夠讓臨床的醫療工作者重新思考醫病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反思醫病關係的訓練對治療療效的影響。

參考文獻：Chen, P.-H. A., Cheong, J. H., Jolly, E., Elhence, H., Wager, T. D., & Chang, L. J. (2019). Socially transmitted placebo effect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 1295-1305.